学习遵义会议讲党课【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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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对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教育而开的课。党的各级组织,通过党课定期向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党性、党纪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课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必修课,是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重要方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学习遵义会议讲党课【4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篇: 学习遵义会议讲党课

  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见证者之一,它是照亮中国革命的闪闪红灯,它见证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伟大转折,它让红军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八十六年前,红军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小楼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遵义会议”这个光辉的名字,时时在我脑海中闪现,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践行遵义会议精神。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诚实守信;独立自主,要求我们独立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坚定信念,要求我们牢记加入少先队的誓词;民主团结,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务必求胜,要求我们努力取得好成绩。

  老师、同学们,革命先辈用鲜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美好的生活,能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快乐成长,我们非常幸福,倍加珍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努力学习、再创佳绩,为我们敬爱的党献上百年华诞生日礼物!

  让我们把遵义会议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遵义会议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第二篇: 学习遵义会议讲党课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2015年6月,他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深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1、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确定主导核心等重大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遵义会议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待到计多里安节助。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发展,远在莫斯科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瞎指挥”愈来愈脱离中国实际,导致中国革命多次出现右倾或“左”倾错误。由于长征初期的行动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李德在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坚持向敌人部署重兵的湘西进军,遭到毛泽东同志等的坚决反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伟大开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路线,独立自主地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变换长征方向,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最终目的地,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克敌制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独立自主地领导解放战争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则。

  遵义会议坚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遵义会议之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国情民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教条,盲目指挥,只唯上,只唯书,一切照“本本”上说的办。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坚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起,把长征"落脚点”的确定与建立全国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夺取长征胜利同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路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有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极大鼓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2、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精神包含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都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应有之义。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全党全军不恐慌不懈怠不放弃,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决定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遵义会议既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集体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对重大危机,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典范。

  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创造了红军“打得嬴就打,打不赢就走”“蚀本不干”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战路方针和前进方向。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把握客观真实性,抓住真问题,防止伪问题﹔就要把握客观规律性,在认识规律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他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他一再强调:"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动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篇: 学习遵义会议讲党课

  长征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文化遗产,它所孕育的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懈追求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目标。下面请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长征故事中的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第四篇: 学习遵义会议讲党课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一、会议背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遵义会议会址(图一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同志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二、参会人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遵义会议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旧址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三、会议起因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遵义会议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1]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四、会议经过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3] 五、会议内容遵义会议的内容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决议》主要内容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六、会议意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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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遵义会议专题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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