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范文(通用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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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自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几十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从敌对到和解再到战略合作,中美关系走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范文(通用7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1

  一、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

  认为当下及今后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历史条件已经同“昨天”大不相同,更不同于“前天”。这个历史条件除了中美两国都身在其中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外,主要是中美两国都有了新的自身定位,即进入新时代。两国自身定位变化直接导致双边关系变化———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

  2017 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尽管这个“新时代”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但还是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毕竟一个“新”字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仅从外交角度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大国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要奋发有为。而此前,自改革开放开启之后,中国尽量回避“大国外交”这样的提法,与之相应,外交策略方针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虽然讲“奋发有为”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韬光养晦”,可以称“韬光养晦基调上的奋发有为”,但毕竟同“有所作为”有了很大不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质的区别。与“大国外交”“奋发有为”密切相关,在对待美国及西方世界上,中国要“平视世界”,寻求同美国“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就在中国宣布进入新时代之后不久,美国也宣布进入了“新时代”。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同一天,白宫网站发表了以“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为题的报道。①这个报道的标题就表明,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同以往的有根本性的区别,一个“新”字展示出要区别于“旧”。

  苏联解体后,美国确立了以维护美国一超独霸地位为最高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可称作霸权战略。尽管小布什政府因为“9·11”事件,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首要任务,但并未放弃维护霸权,而是试图将反恐与维护霸权有机结合起来。特朗普政府要“去旧出新”,一定要在最高目标上不同于以往。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本国定位的变化。特朗普政府认识到,美国的实力地位和美国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作为世界霸主,它要展示出领导者的样子,至少在口头上要以世界整体利益为重,有时也要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尽管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作为一个普通国家,无论行动上还是口头上,都是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而且本国利益更多的是眼前的具体利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或“美国第一”口号以及诸多“退群”行为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退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历史上无前例,大有自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势;二是对外战略目标的变化。在霸权战略框架下,为了维护霸权,美国努力全方位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尽可能长时间地拥有超越其他大国的实力地位。虽然美国也在寻找战略竞争对手,试图遏制对手崛起,但是这个对手是不确定的。小布什时期由于特殊原因,才有了确定的对手,它明确将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主要敌人。特朗普政府从“美国优先”出发来审视外部世界,认为中国是美国利益的最大挑战者,于是将中国锁定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中美两国都在2017年宣布进入新时代,并不等于两国的新时代就是从2017年起步。如果回溯中美两国的发展变化历程,可以发现,大致在2010年前后,两国都发生了带有“新”意的变化,新时代已经开始显现。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出现超高速增长,呈现强势崛起势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危机很快得到遏止,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两年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伴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中国的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也相应地显著增强;与之相应,各种软实力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发展道路和治国理政方略上,中国逐渐形成了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外交方面的作为也越来越积极。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先是遭受“9·11”恐怖袭击,让美国人感受到了拥有所谓的世界霸权并不能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在这场恐怖袭击的刺激下,美国接连发动了两场局部热战———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很快赢得了战场上的军事胜利,看似对美国极为利好,然而从长远来看,却是重创了美国的综合实力。在有“帝国坟场”之称的阿富汗,美军遭受煎熬20年,也未除掉对手塔利班,最后美国不得不同其进行政治谈判,并极不情愿地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伊拉克战争因美国“出师无名”,一度遭到世界多数国家及联合国的公开反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甚至美国同欧洲盟友的关系也因这场战争出现明显裂缝。法国和德国不仅公开反对美国的战争行为,而且还同俄罗斯站到了同一立场。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将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两场局部热战上,从而忽略了国内经济治理,使得问题积重难返。2007~2008年,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并席卷全球,美国的硬实力及软实力都遭受重创。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美国需要变革。2008年总统选举,奥巴马打着“变革”(Change)旗号,赢得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胜选成了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其受关注度几乎超过刚刚爆发的金融危机。然而,奥巴马政府执政八年,虽然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未迎来人们所期待的变革。于是,特朗普这位反体制的政治素人成了2016年总统选举的“黑天鹅”,再次刷新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美国民众选择特朗普,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他反体制,希望这位“造反派”能够真正给美国政治和社会来一场“变革”。然而,四年过去后,特朗普的“变革”更是乏善可陈。如果盘点特朗普政府的业绩,公开宣布美国进入“新时代”应该是一大亮点,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已经支撑不住的“霸权”(至少是暂时搁置,以求休养生息,恢复实力),卸掉难以承受的“世界领导”重担,摆脱“高处不胜寒”的困境,将精力用在国内发展上。这实际上是从梦幻回归现实,应该是有利于美国长远利益的。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拨乱反正”,抛弃特朗普主义,展现出重视盟友和一些全球治理问题,努力重新树立“世界领导”形象,重拾霸权战略。然而,今非昔比,美国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美国,世界也不是10年前的世界了。美国“进入新时代”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并不以拜登政府的意志为转移。

  中美两国都宣布进入“新时代”,必定会对双边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进入了“新时代”的中国和美国,肯定要以新的目光来审视自己和对方以及双方所在的世界,中美关系必定要展现出新的面貌进入新时代。2018年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可算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元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完全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观,而且美国府院、两党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中国观背后的战略思维是强调大国竞争而不是大国合作。这一点拜登政府也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衣钵——主观愿望是要以提升本国实力为首要任务,但在行动上开展大国竞争恰恰与目标相悖,而不是继承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的霸权战略的路线——以提升本国实力为首要任务,为此寻求大国合作。

  给新时代中美关系定性,即用一个简约的词语概括中美关系的本质,不能简单地套用“前天”和“昨天”的概念。在冷战对抗的格局下,中美是敌人。从1972年至2018年,中美总体上是战略合作伙伴,当然伴随着竞争和冲突,双边关系也是跌宕起伏。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虽然中方未被美国带节奏,没有在官方正式文件或权威表态中接过战略竞争对手这个定位,而是“强调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但从双边关系的现实运行情况来看,在美国强调同中国竞争的同时,中国也突出了对美斗争性的一面,两国的战略竞争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主旋律。说战略竞争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旋律主要在于,美国在双边关系中是实力较强的一方,而且在对待双边关系上具有主动性、进攻性,而中国作为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方有可能损害自己利益行为的正当防卫,既正常又正义。如果将中美关系视为一对矛盾的话,那么美国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如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崔立如研究员所言:“当下在中美关系的矛盾中,美国作为更强大的一方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可以用战略竞争对手(对应冷战对抗敌人和战略合作伙伴)来定性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新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不同于冷战对抗式的战略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中美是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竞争有良性与恶性之别。恶性竞争就相当于对抗,是零和博弈,就如战场上的敌我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除非对方投降。恶性竞争有时还是负和博弈,为了能将对方消灭,自己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良性竞争是正和博弈,双方只是要争个高低,而不是你死我活,就像体育比赛一样,无论赢者还是输者,都有收获。体育比赛有胜有负,拿不了金牌,可以拿银牌、铜牌,即使什么奖牌都拿不到,也有实战练兵的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输者的参与,赢者也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以它也需要输者的合作。就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除了个别鹰派人物称中国为美国的敌人外,最具权威的战略文件和人物并未公开称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特别是拜登总统,一再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自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以来,美国对华鹰派试图将双边关系推向冷战对抗,但尚未达到目的。直至目前,在中美关系的“昨天”曾发生过的危机,如“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并未出现。

  二是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存在着相当广阔的合作空间。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强调中美两国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并不排斥合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多次强调中美之间需要合作。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合作,除了实现各领域显性的共同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确保战略竞争不滑向战略对抗,这是如同空气和阳光一样的隐性的共同利益。

  总的来看,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在竞争中有合作。这同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战略合作伙伴有质的区别。然而,战略竞争对手同战略对抗敌手又有很大区别,甚至也是质的区别。

  二、决定新时代中美关系走势的四个动力

  中美关系在新时代将如何运行?中美战略竞争将呈现出怎样的图景?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精英与公众关注的,也是世界很多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学理上说,鉴于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热战已经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新时代中美关系可能具有三种前景:一是走向冷战对抗,即跳回到“前天”;二是再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即退回到“昨天”;三是在战略竞争对手的框架内运行。就目前来看,由于冷战对抗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这种前景虽然不完全排除,但可能性很小。从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尤其是美国政治精英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来看,回归战略合作伙伴的可能也比较小。对中美两国的决策者来说,双方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在战略竞争对手的框架内寻求最大限度的合作,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有学者将战略竞争对手状态称为“新冷战”,以表达双方竞争激烈之程度,但又不同于经典的冷战。笔者认为,冷战是有特定含义的:首先是集团对抗;然后对抗双方高举的旗帜是意识形态。这两条目前都不存在,所以用带有“冷战”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新时代中美关系是不恰当的。

  认识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首先需要对推动双边关系的动力进行全面考察,认清这些动力的变化态势。大体上说,推动中美关系的动力有四个: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动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性质及程度不同。某一动力有时发挥着正向推动作用,有时则发挥负向推动作用;有时作用程度较大,有时则较小,甚至不存在。

  首先是地缘政治。这是影响大国关系最重要、最具统领性的因素,因为地缘政治涉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历史上的大国战争,主要动因就是地缘政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美在地缘政治上的关系起步较晚,但却经历了由伙伴到敌人,又到伙伴,再到对手的几次反复。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美国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没有什么地位。那时的中国,在美国心目中,同在其他列强心目中一样,是它们掠夺的对象。在太平洋战争中,中美成了盟友,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凸显出来。美国给予中国援助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所以美国也有意扶植中国,积极促成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有意让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护国际秩序的“四大警察”(美、苏、英、中)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陷入冷战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更加重要,在国共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一边,这导致美国对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中美成为冷战对抗的敌人。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在共同对抗苏联上走到一起,两国再次成为地缘政治上的伙伴。

  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中美丧失了在地缘政治上的主要合作动力,美国一度轻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导致双边关系动荡,尽管没有滑出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此后不久,美国确立了霸权战略,宗旨是在安全、经济、政治三个维度同时推进,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虽然美国出于未雨绸缪的战略思维也在寻找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被纳入视野的对象之一;但是,此时的中国实力尚弱,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发展前景很不确定,因此并未被锁定为主要的对手。与此同时,在非传统安全和经济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重要合作力量。此外,美国出于维护霸权地位的需要,比较关注重要地区的安全,而中国在维护东北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等地区的安全上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从总体上看,在美国霸权战略框架下,中国主要是合作伙伴,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是竞争对手。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政治精英曾多次辩论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大体上可分为“接触派”和“遏制派”。直到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之前,每次辩论都是“接触派”占上风,甚至还出现过“两国集团”(G2)之说,寓意着美国要同崛起的中国合作共管世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方面由于中美两国都形成了“进入新时代”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对华鹰派的鼓动,美国改变了持续46年的对华政策,将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

  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还会继续朝“东升西降”方向变化。中国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其他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这是大势所趋。只要中国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稳步推进,到2035年甚至更早就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中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之前,美国的地缘政治思维很难改变,美国会继续将中国锁定为地缘政治对手,地缘政治将继续是双边关系负向发展的主要动力。不过,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既定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同美国建立能够相互平视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将尽最大努力避免被美国带节奏,进行地缘政治对抗,这无疑有利于缓解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烈度。

  其次是意识形态。同地缘政治相比,意识形态在大国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总体上是次要的,而且经常附属于地缘政治。对大国来说,在判定战略竞争对手时,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构成安全威胁的能力,其次才是对方的意愿。不过,同其他传统大国相比,美国更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美国自由派,往往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来考量,将维护和推广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点在冷战期间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对华政策为例,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忘初心”,坚定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中国成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和遏制对象,意识形态也由此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中苏关系破裂后,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大本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性,并不意味美国放弃了反共意识形态。

  中国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构成美国遏制中国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构成美国接触中国的动力。在美国政治精英心目中,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要遏制。美国用人权、民主等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就体现了这一点。然而,在美国主流自由派看来,中国有可能通过改革开放而改变成美国所认可的“自由民主”国家,美国要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接触中国,通过接触来融合中国、塑造中国。这是自由主义大战略在对华政策上的体现。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美国政治精英们认识到这个自由主义大战略并不成功。于是,意识形态不再是美国接触中国的动力,而作为遏制中国动力的一面却明显提升。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团队中的鹰派,更是将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置于极为突出的位置。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不像鹰派那样公开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但却在外交行动中展示了意识形态色彩。拜登政府一方面努力构筑“民主国家联盟”,另一方面高调推广西方“普世价值”。这两项相互促进的措施正是美国自由派一贯的主张,容易得到西方盟友以及一些实行西方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应,比鹰派的简单粗暴的做法更具攻击力。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美国政治精英们将更加担忧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所构成的挑战,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不过,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并不想同美国开展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指导对外工作的理念,表明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整个人类,自然包括美国。虽然当下美国政治精英出于各种原因还不愿意接受这个理念,但是假以时日,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断取得成效之时,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同这个理念之时,特别是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比美国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之时,美国政治精英对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认知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至少他们的反共意识形态说辞会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再次是经济和人文。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人文如同黏合剂,使得两个国家难以完全隔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和人文是最早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当中国尚积贫积弱,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时候,在中国获取经济利益也是美国同中国交往的主要动因。与经济交往相伴随,同中国进行人文交流,试图在文化上影响中国也是动因之一。签订《望厦条约》、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事件,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同其他列强并无本质区别,尽管美国不时展现出比其他列强更开明的一面。中美走向冷战对抗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几乎完全中断。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为中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经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在美国霸权战略中地位十分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美在经济上的合作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越来越明显。由于两国在上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两国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且逐渐成为总体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人文交往则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民意基础。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美在经济上竞争的一面逐渐显现。两国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货币汇率等问题上的纠纷不断,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不过,就中美经济关系的总体来看,互惠互利仍是主要方面,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直到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摩擦。就目前来看,贸易摩擦的结果是没有赢家。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施贸易摩擦并非主要出于经济动因,而是因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而导致的总体对华战略转向的结果。受经济关系和美国总体对华战略影响,两国人文交流也出现明显的倒退。

  展望未来,由于经济因素在大国关系中并未超越地缘政治,所以倘若美国总体对华战略不变,经济关系在总体双边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会越来越小。但是,鉴于提振美国经济是拜登政府的重要任务,而中国会尽最大努力推进对美经济合作,所以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仍然存在很大空间,而经济合作又会促进人文交往。中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的存在是制约新冷战的重要因素。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摩擦和打压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会不断缩小,如此,美国将经济作为战略手段的动力会减弱,双边经济交往会趋于遵循经济利益逻辑,这将有利于推进中美经济合作。

  最后是全球治理。同其他三个因素相比,全球治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相对较晚。直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全球治理一直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向发展的因素,而且发挥的作用趋于增大。

  冷战结束后,随着霸权战略的确立,美国越来越关注包括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全球治理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认定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美国不存在现实的传统安全威胁和势均力敌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高潮的演进,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那些能够对美国人民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关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在应对这些威胁上,美国认为中国是有能力也有意愿提供合作的伙伴。“9·11”事件后,美国实施以“反恐防扩”为优先任务的全球战略,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地位与作用更加突出。正因为如此,在“9·11”事件后的小布什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议题,甚至应对金融危机在奥巴马政府初期还是最优先的任务,而在这两个领域,中国都是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

  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和以本·拉登被击毙为标志的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国在全球治理上对华合作的需求减弱。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秩序改革上的冲突日益显现出来。奥巴马就宣称“不能让中国制定规则”,充分体现出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的担忧和抵制,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开始成为中美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特朗普政府不重视全球治理,退出了许多全球治理机制。这一方面使得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上失去了许多合作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弱化了两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方面的冲突。拜登政府上台后回归重视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轨道,这虽然给中美提供了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机会,但也使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冲突更加凸显。美国一心要修复以它主导的以同盟体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中国“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展望未来,全球治理在相当长时间内将在中美关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在全球治理的许多领域,中美需要开展合作,否则问题难以解决,治理也难以推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中国会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过大的作用,借机提升国际影响力,从而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上,美国更是害怕中国借机掌握规则制定权,至少是同美国分享这个权力。就目前的情势来看,美国出于同中国战略竞争的考量,会强化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上同中国的竞争,甚至将本可以展开合作的全球治理问题政治化,不仅拒绝同中国合作,而且还制造事端,挑起冲突。这一点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过,鉴于全球治理是关涉全人类福祉的事情,世界各国都关注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美国无端地挑起在全球治理上同中国的冲突,不惜以阻碍全球治理进程为代价,实际上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从长远来看并非明智之举。

  上述四个因素在中美关系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性质和程度是动态的。在美国霸权战略框架下,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主要起负向作用,构成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经济人文和全球治理主要起正向作用,构成双边关系发展的推动力。进入新代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强化,而经济人文和全球治理的正向作用相对减弱。两个方向的作用结合起来,导致中美关系在震荡中下滑。四个因素的变化态势决定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场持久战,而且竞争将十分激烈。

  三、塑造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世界大势

  新时代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竞争虽然会十分激烈,但是滑向新冷战的可能性很小。做出这种判断,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已经大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一方,中国一直努力阻止新冷战爆发;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反对新冷战,因为新冷战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同冷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世界重要成员的中美两国,其双边关系不仅取决于双方的战略走向,而且还受到双边之外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双边之外的因素就是双边关系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有两方面:一是第三方因素,即某个国家和地区或政治势力的行为有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就目前来看,除极个别例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其他政治行为体都不希望中美走向冷战对抗。二是世界大势,即长期的、趋势性的发展态势,目前对中美关系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以及全球政治觉醒。这四个世界大势,除了全球政治觉醒之外,都是中国官方认定的国际形势主要特征。世界大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

  首先是世界多极化。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内容的世界格局正在向

  “更加均衡的多极”演进。这就决定美国很难成功挑起两极对抗式的新冷战。就目前美国的对外战略来看,美国仍然视俄罗斯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现实的军事威胁,美俄关系很难走出困境。只要美俄关系不逆转,美国就不可能将全部精力用到遏制中国上。此外,印度和欧洲联盟中的法国和德国也是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眼中的“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不会充当别国的战略棋子而追随美国同中国冷战对抗。在多极格局中,各个极都倾向于遵奉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以不易像两极对抗那样形成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局面。

  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和查尔斯·库普乾认为,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演进,有可能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大国协调机制”,它“将包括六个成员:中国、欧洲联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在这个协调机制中,“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将拥有平等的地位,最终是实力和影响,而不是价值观和政权形式在发挥作用。”

  其次是经济全球化。虽然全球化目前遭遇“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且未来的全球化也会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但全球化作为一种大趋势还是会存续的,世界政治视野下全球化的本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与共,相互依赖——也不会改变。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中美之间以及中美各自同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中美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同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内发展,并相互作用,已经是利益与共。美国鹰派的对华经济“脱钩”政策,既难达到目的,又不符合中美双方的根本利益,更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在物质层面上深度交流、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上也有深度交流,并产生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70年前就洞察到这种趋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揭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随着人类共同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美国鹰派所鼓动的意识形态对抗将越来越没有市场。

  再次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20世纪末叶以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判断,其科学性逐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个命题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被认定,当前大国竞争的激烈程度还远未达到冷战时期,也不会构成挑战这个命题的有力依据。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谋发展,为此就需要有一个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中美冷战对抗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不符,不会得到中美两国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支持。

  最后是全球政治觉醒。这是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概念,用以表达当今世界的一种大趋势。他强调,“第一次,全人类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从世界政治的角度说,全球政治觉醒首先是中小国家在“政治上都积极起来”,独立自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再受大国、强权的摆布。不仅这样,它们还要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要登上世界大舞台,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走向政治觉醒。中小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敢于挑战超级大国权威的事例越来越多,比较典型的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和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对美国的态度。实际上,这种政治觉醒在美国核心盟友身上也多有体现,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这种政治觉醒会促使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切实地从本国利益考虑对外政策,而不是盲目地追随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将极大地促进全球政治觉醒。在防疫抗疫中,拥有超强军事实力的超级大国的表现并不比那些小国好到哪里,只有大国才有条件掌握的先进武器装备在防疫抗疫中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政治觉醒会促使广大中小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追随美国同中国这样一个立志和平崛起的新型大国进行冷战对抗绝对不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

  全球政治觉醒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的觉醒。在全球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信息化、网络化的作用下,越来越多国家的民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审视、判断本国乃至世界的政治事务,不再迷信资本和官僚机构的权威,不再受政客以及资本操控下媒体的蛊惑。近些年发生在美国的“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群众性抗议活动,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多起让传统媒体大跌眼镜的大选结果,都体现了民众的这种政治觉醒。伴随着这种政治觉醒,越来越多的民众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是否支持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人民的力量会越来越凸显。中国自古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说,这句话也适用于当今世界政治。当今世界,对内谋发展、对外促和平才是民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美国以及有可能追随美国的盟友无端地、执意地挑起对华冷战,势必很难得到已经觉醒了的民众的支持,如此,执政者的民意基础势将被削弱,甚至执政地位不可持续。

  上述这些世界大势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美关系,使之难以走向冷战对抗。在世界大势的作用下,当下的中美关系虽然会像过山车一样震荡起伏,但似乎不会出轨,当然前提是双方的决策者都处于理性状态。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美国政府支持台独势力、向台出售武器的行为正是对两国合作关系的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致使中美间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

  二、当前影响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因素

  由于中国加速崛起,在周边地区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上升,美国则受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拖累和金融危机冲击,软硬实力受到削弱,两国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对美产生巨大心理冲击,美国内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警惕和制衡中国的论调开始回潮,对中方谈论“美国衰落论”极为敏感,产生过度反应,认为中国正利用美国衰落谋取利益。

  三、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预测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两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关系着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 “和则两利 ,斗则两伤” 的局面, 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中美建交已经四十多年,在这些年里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有蜜月期也有冷淡期。近些年,中美之间的摩擦和争论虽然不断,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对抗,两国关系总是在经历坎坷之后继续前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存在。纳觅战略研究院认为,短期的摩擦难改未来发展趋势。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将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3

  一.中美关系当前状况

  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主张“美国优先”,在政治、军事、科技和经贸等各方面遏制中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逐渐降至冰点。近期,美国政客煽动美国国内反华情绪,将美国疫情严重、经济下滑等严峻问题甩锅中国,严重降低了了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好感,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中美关系呈现出不断恶化趋势。

  在政治上,中美关系恶化的表现主要在台湾、香港问题上——美国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港独”势力,违反外交惯例,发表恶意言论,严重影响到两国外交友好关系的发展。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有违“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不断,将“台湾牌”打到极限,更加显露了美国欲以台湾实现“遏制中国”的不轨图谋。某些美国政客,如蓬佩奥之流,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暗地支持港独势力,干预香港立法与行政,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中美关系因此变得危险起来。在经济上,中美关系恶化主要表现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以“232”、“301”两条战线为主,对大量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尽管中美双方就“中美贸易”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美国出尔反尔的无赖作风不减,这使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前景曲折困难。在军事方面,美国无视我国警告,多次战机和军舰进入我国南海的领海与领空,挑衅意味明显。近期,美国又派出军舰进入台湾附近海域,严重挑战了我国的底线。在科技上,美国决意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伙同其他国家组成“反中联盟”,阻碍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如于2019年3月组成由美、英、加、澳、纽、德、法、日参加的“八眼联盟”,以共同抵制华为5G技术。

  二.中美关系恶化原因

  美国对中国的敌视由来已久,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虽一直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劲头,但由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原因,两国仍存在着矛盾。特朗普上台以后,原本“暗流涌动”的中美关系进一步大范围恶化,其原因除了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疯狂政策”外,还有许多国际因素与历史因素。下面我将尝试着使用“层次分析法”,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次分析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

  (一)体系层次

  二战结束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力就是建立了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着力构建并加强以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保持美国大国地位和维护现行国际秩序是美国历代坚定不移的基本战略,但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竭力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退出了一系列群聊。究其原因,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影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威胁,国际影响力受到国际秩序的制约,美国在现有体系下“获益”减少。现有学者认为,大国冲突的爆发点,就是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利益、规则和诉求的博弈和竞争。以美国退出全球化为例,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一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壮大,其经济发展以较高的速度进行,而美国经济增长则趋于平缓。如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持与参与,中国正在协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起构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新力量,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断上升,中国正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现有国际秩序下的“主导性大国”美国无法从日益发生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获得“强烈的自我满足感”,而崛起大国中国正从中受益并快速发展。这导致了美国心理上的失衡,使其为了自己的私利、一味将崛起大国妖魔化为“修正主义国家”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中国的发展,以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而这无疑会恶化中美关系。

  (二)国家层次

  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与遏制,进行污蔑与诽谤,根本原因在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细化开来,就是维护或重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维护美国的大国地位,实现美国的“世界霸主”梦想,而这正符合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自诞生之日起,便相信自己是“山巅之城”,拥有指引世界发展的“天赋权力”。在这带有基督教救世主色彩的理想主义的支配下,美国人对本国制度高度自信,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的统治模式”和最高道德,美国是唯一具备领导世界资格的国家,美利坚民族有责任将自己的制度与价值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使美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成为所有国家的最终归宿。但现在美国的这一“理想”受到了本国实力增长缓慢的制约,受到了崛起国家的冲击,这自然是美国无法接受的。因此,遏制中国是出于美国历史价值和美国发展现实叙事逻辑选择,美国急需为自己的“衰落”寻找一个外部理由,但这样使得美中关系的现在与未来更加难以预测。

  (三)个体层次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无疑是将中美关系推向“深渊”的主力。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以追求实在利益为目的,把实用主义奉为圭臬,他采用商人思维管理政府,处理国际事务,以至于很多行为都不按常理出牌。且特朗普毫无政治经验,在颁布政策、与其他官僚互动中,会出现掌控乏力、无法协调各方利益的局面,常常是首尾不一,从而不利于政策的施行和活动的开展。此外,特朗普性格虚荣好胜、情绪善变、自我意识强、富有进攻性、口无遮拦、容易情绪化,这是他不顾一切发动中美贸易战,退出一系列群聊的原因之一。作为民粹主义的拥护者,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以交易方式处理国际关系,谋求实际利益,他对待日本等盟友尚且如此,更不用提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了。特朗普施政的失败(尤以近期美国经济严重下滑、国内疫情失控、民众游行不断为代表),迫使其寻找对象转移视线,而中国正是其“甩”锅对象,中美关系恶化在其执政期内无法避免。

  三.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现有的国际体系不会因为美国单方面的反对而发生进行重构,中美实力差距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缩小,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威胁”会进一步加大,美国国内的反中情绪与价值观在短时间内不会有所改观。但在笔者看来,尽管一些客观因素无法发生改变,但美中关系在未来应该是向好发展,至少是恢复到中美贸易战之前的正常水平。主要原因有:

  1.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中国是提振美国经济的重要法门。2018年5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美国对华出口贸易概况》报告,认为对华出口贸易对于美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美国对华商品出口量持续超越对世界其他地区商品出口增长量。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增长率达86%,而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率仅为21%。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第三大市场,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为美国提供了100万个就业岗位。如今美国经济下滑严重,国内失业率预估达到20%左右,美国民众对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尽管一些美国政客甩锅中国,但若想振兴美国经济,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就不可缺少,只有合作才能够实现共赢。

  2.中国实力增长,有能力应对外来冲击,且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我国的经济、军事、科技等多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发展,我国具备了应对外来力量的冲击的能力。正如我国对中美贸易战表明的态度:“中国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我国面对困难绝不退缩,但我国坚持合作共赢的态度,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与任何一个国家结盟或为敌。历史表明,与美国力图建立唯我独尊的国际关系格局不同,中国从未尝试颠覆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是通过不断增加与美国的交流合作,力图在中美两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世界发展。若美方友好,中国不会与美国敌对,会加强同美国的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友好发展。

  3.中美双方存在众多利益合作关系。除了经济利益外,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发展负有重大责任。中美都面临许多安全挑战,在许多安全事务中存在并行不悖的利益或共同利益。这些利益将会推动中美双方加强合作,形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关系。此外,中美双方的人文交流是两国的情谊基础。中美两国的多个城市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中国是美国留学生第一大生源来源国。中美双方的各方面利益关系无法除去,为了实现共赢,推动两国关系友好发展是必然的选择。

  当前中美关系恶化根植于美国“世界霸主”价值观念,受到国际体系变化、中国逐渐崛起的冲击与某些政客的推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维护“世界霸主”的地位,重塑美国的霸权权威与国际地位,转移国内矛盾问题的焦点。中美关系的恶化趋势不会一直延续,中美双方利益交织共存,未来两国关系应会逐渐恢复,呈现出向好趋势。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4

  (一)奥巴马上台时的中美关系

  “9·11”事件发生之后,中美关系保持了连续7年的稳定发展。其间,中美之间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危机。另外,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展开了有效合作,两国关系的机制化程度获得了很大提升。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发展良好,两国最高领导人经常性见面,各种电话热线陆续建立,各种磋商机制日益丰富,两国在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共同应对伊朗核危机,朝鲜核危机。这也是之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使新总统执政一开始两国关系发展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奥巴马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在美国的政党轮替中实现了平稳过渡,开局良好,保持了积极的发展势头。这在冷战结束后还是第一次。这也一改之前中美关系的一贯发展轨迹,中美关系没有出现严重波折,这也是十分让人欣慰的。

  2009年4月1日,在伦敦召开了举世瞩目的G20峰会,为两国元首进行面多面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也是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举行了首次会谈。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两国元首除了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深入交换意见外,还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进一步深化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恢复和扩大防扩散和其他安全问题的磋商,扩大两国立法机构、地方、学术、青年等社会各界的交往,恢复人权对话,推动两国军方关系继续改善和发展。

  除此之外,奥巴马也一改之前历届美国领导人的做法,在上任的头一年,即访问中国,积极评价中美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11月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从15日深夜11点在雨中抵达上海,到18日下午5点飞离北京,奥巴马在中国停留了约六十六个小时。期间,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就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发布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联合声明》。长达6500字的联合声明,以文件的形式宣示了这两个现在与未来的超级大国选择以合作代替消极对抗的相互承诺。文件将中美双边关系定位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在中国,不论是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或者门户网站,舆论界普遍对于奥巴马的访问给予正面评价。另外,连有“民族主义大本营”之称的《环球时报》在其封面文章中这样写道:“随便翻翻近代史,就知道中美这样的大国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味着什么。”

  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国家元首先后在伦敦和纽约举行正式会晤、5次共同出席国际

  会议、4次通电话。与此同时,两国政府重要的内阁成员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悉数见面。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成功访问美国。这是20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首次访美。两国确立了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新定义,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启动。中美12年来首度发表联合声明,完整细致地规划中美关系发展线路图,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对待中美关系的新发展,更多的是期待中美两国和衷共济,共同应对经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国际安全难题。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新能源合作成为奥巴马执政以来两国关系最热门的话题。两国在上述议题上的对话和磋商为中美关系开辟了新的领域,拓宽了合作的基础。同时,上述议题均为奥巴马上台后面临的最紧要的对外政策议题,这些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议题表明,奥巴马政府较上届政府更加重视中美关系,更加看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为此,美国的政界、学界、战略界出现了许多描述中美关系的新名词和提法,如“G2”、“中美国”、“中美共治”、“积极、合作、全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等等。

  (二)进入2010年后的中美关系

  就在很多人预计中美会进一步加大合作和互信,给全球带来更多的的福祉时,美国的对华态度却发生了个大转弯,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却让人始料不及。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氛围在变冷,双方关系步入低谷。

  今年以来,中美关系动荡起伏,摩擦不断,与奥巴马政府上台第一年中美关系高开高走,双方你来我往,同舟共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蜜月景象形成鲜明反差,引起中美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今年中美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3个月,双方围绕向台湾出售包括爱国者三型导弹在内的高性能武器;奥巴马不顾中国严重抗议,坚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多个国家,制造声势,试图推动人民币不合理升值;谷歌事件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较量和博弈,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第二阶段是4~6月,经过双方努力,中美关系实现转圜,重返正轨。随后中美元首在华盛顿和多伦多两次会晤,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成功举行,安理会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第三阶段是7月至今,双方围绕“天安号”事件,高调举行韩美系列军演,炫耀武力,让本已处于战争边缘的朝鲜半岛更加阴云密布。与此相关,美国利用“天安号”事件,借机巩固同日本的同盟关系,同时加紧推进在亚太战略部署,强化前沿军事部署,大力推进关岛军事设施的现代化升级。同时,大力插手南海问题,拉拢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抗衡中国,大谈南海与美国国家利益关系,推动多边方式解决,怂恿南海声索国与我争夺海权。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与此同时,大力提升与印度、越南等国关系,与印度加强合作,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与越南举行美越军演、美派三艘航母来中国临海等问题再次角力,中美关系再趋紧张。

  与此同时,美国内涉华舆论悄然变化,对华战略疑虑上升,对华强硬派占据上风,美右翼保守势力借机散布“中国威胁论”,渲染“中美冲突论”,鼓动对中国强硬,主张实行“竞争性接触战略”,联合地区盟国和伙伴遏制中国日益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倾向。中美两军关系持续僵冷,美军方对中方“拒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深感不满,双方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激烈交锋。在以往传统合作亮点的经贸、国际地区问题上,美方似乎也“不高兴”。美工商界抱怨中国投资经营环境恶化,指责中方在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方面对外资采取限制、歧视措施,要求中国政府调整在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一些美政府官员、学界、媒体批评中国在朝核、伊朗核等问题上不作为,纵容、包庇缅甸、苏丹等所谓“问题国家”。一时间,中美关系问题重重,在军事安全、地缘政治、经贸摩擦、海空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呈多点集中爆发之势,冲突“山雨欲来”。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5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6

  面对中美关系的恶化,未来我们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二是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第四,中方愿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和民族尊严。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7

  在过去 40 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 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

  从目前看,中国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原有中美力量的均衡,打破了两国关系的稳定。中国自主的持续发展,现如今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能够以中国自己的方式搞好 14亿人的小世界,拉动 30 亿人的中世界,影响 70 亿人的大世界。中国发展的同时施惠于周边,不搞霸权、不搞所谓“掠夺经济”,对全世界就有说服力。这有利于中美力量在新高度上实现新的均衡,有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也有利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从长远看,中国在不依赖美国市场和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将表明中国模式的成功;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

  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作者:B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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