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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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警是指我国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方针。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十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1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改革开放实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怎样理解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弄清这些问题,对全面认识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导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开放,有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30多年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新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毛概论文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们始终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把增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
公元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生死攸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随后三十年间中国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真正的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开始大步流星的走上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从1978到2008,三十年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变化中不断发展,不断惊奇。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话题,我相信我的父辈们会有更加细腻、更加生动的体会和感触;对于我——一名90后的大学生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留给我们的印象和震撼又是什么?作为一名大学生,对于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知难免片面、肤浅,而对于“改革开放”我们又缺乏宏观的理解和直观的接触,三十年间的历史,对于我们只是浮光掠影的画面,只是教科书中严谨而沉默的叙述。这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三十年呢?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年。正是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领导,三十年来国人才从““””期间的保守、落后、偏执的心态变得开明、积极、宽容,为“大国”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切的改革,首先必须自思想始。正缘于此,从1978年伊始,我党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不断的引进、学习、消化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积极的意识形态,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接轨,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用这些先进理念指引我们的改革,才彻底搞活了计划体制下日益困窘的局面,这才有了三十年间的快速发展。
三十年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成功、获胜、腾飞的法宝,是我们社会和谐、民众安宁的根本保证。30年的风雨兼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华夏儿女近百
年的富强梦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永往高攀的历史缩影。
细细的翻阅这段时光,常常忍不住叹息: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族啊!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多少奇迹,留给世人几多感慨、几多震撼?我们默默奉献着的先辈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感慨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无知与狂妄,深深叹息,然后又是莫名的期待:对于我们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和父辈共同的话题,一个打破代沟天堑的良好契机。无论怎样,围绕着这个令我们骄傲的话题,我们应该有共同的自豪和心声吧?
就这次的汶川大地震而谈:汶川强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场抗罕见震救灾斗争正在有序、有力、有效地展开。透视这场抗震救灾斗争取得的明显阶段性成效,我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发展观的有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突出优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物质保证,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抗震救灾斗争的检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对人生命的尊重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内涵。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迅即指示“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胡锦涛先后3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于5月16日亲临灾区,慰问干部群众,看望一线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温家宝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迅速果断高效地指挥抗震救灾,树立了敬民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务实高效的政治优势。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次又一次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政治优势。比如,强大的动员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高度统一的组织能力,科学有序的协调能力。地震爆发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到位、有力指挥,各级抗震救灾组织迅速成立展开工作,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实施,人民军队快速全面介入,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援。
日渐雄厚的物质基础。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最显著成就。这给我们今天抗震救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想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面对这场国难,我们很难想像会是什么局面。
不断提升的国民素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检验着政府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应对能力,也考验着国民素质。地震虽然震垮了房屋、桥梁和道路,但同时也凝聚了民众的爱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抗震救灾中,我们收获了太多感动。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的心连心,以各种方式为受灾群众献策出力、祝福祈祷,都凸现了人性的回归、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百折不挠的民族意志力。面对每一次灾难,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凭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都能一次次战胜灾害,重建美好家园。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和全国各地救援队克服灾区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通讯中断等种种困难,不分白天黑夜与风雨搏斗,与死神抗争,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靠手挖肩扛,硬是从一堆堆泥瓦砂石中,从一堆堆废墟中救出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共同抗击自然灾害中凝聚起来的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13亿中国人民的心中,涵蕴着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预示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希望.
第2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毫无疑问,中国制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赢得举世钦佩。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突袭而至,疯狂肆虐,传播之快和感染之广,前所未有,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能否有效应对这场重大疫情,是对世界各国制度的严峻考验。那些居心叵测、造谣惑众的美国政客为了愚弄选民、骗取选票,只能靠“甩锅”中国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以推卸其领导抗疫不力的责任。
相比之下,中国制度的抗疫优势更加明显: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率先打赢了疫情防控阻击战;新冠病毒感染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感染率;治愈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治愈率,创造了人类与传染病斗争史上的奇迹。我们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宣布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向32个国家派出34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资。中国抗疫的巨大成效和对世界抗疫的积极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全人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无论国际政界领袖、医疗权威,还是学界名人都对中国制度的效率由衷钦佩。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和肆虐对中国是场抗击世界性瘟疫灾难的大考。中国为什么能出色地经受住“世界性大考”?除综合国力、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网络发达、物资充沛、交通快捷等物质基础外,最重要的是制度优势。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有利于统筹谋划、果断决策、迅速运作,这是整合力量、统一行动、战胜风险考验的政治保证。中国幅员广、人口多、发展不平衡,面对全局性重大突发事件,如果各行其是,无法制定切实可行的全局性战略规划,无法汇聚成强大的战略定力,就无法发挥国家的整体优势。这次抗疫斗争伊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号召全党,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和风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正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制度才发挥出超强的组织力、动员力、指挥力、协调力,才形成凝心聚力的最大磁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党的宗旨,也是中国制度的民心基础。中国制度是为了更好地行使人民的权利,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
实行全国一盘棋。全国上下,遵循共同理想信念,抱持共同家国情怀,追求共同奋斗目标,服从统一指挥,执行统一规划,采取统一行动。无论面对什么重大风险考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能迅速实现总动员、齐参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事实证明,无论面对多么严峻的政治风险挑战,无论面对多么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疫情危害,中国都能以最快的速度战而胜之。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次抗疫斗争中,14亿中国人民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友爱情怀,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唱响了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英雄凯歌。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第3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快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些成绩的取得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并引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和分工体系的深刻变化。如何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40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成就,明晰未来产业发展航向,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成就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人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对其历史进程和成就进行解读。如,黄群慧(2018)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把40年改革开放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1978-1993 年),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1994-2013年),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2013年之后)。王岳平(2018)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产业结构“拨乱反正”阶段;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以消费升级驱动的轻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基本上步入了正常演变的轨道;三是21世纪头10年以投资主导的重化工化阶段;四是2013年以来以追求高质量为主要特征的高加工度化与服务化阶段。这里试图从驱动力的角度进行划分,重点分析不同时期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及阶段特征。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0年),是一个以加快改革为动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2001-2012 年),是一个以扩大开放为标志释放开放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2013年以后),是一个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释放创新红利的产业发展新时代。
(一)1978-2000年:以加快改革为主要动力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一声惊雷在安徽小岗村拉开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总基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土地改革、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逐步放开搞活、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并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鼓励“杀出一条血路”。到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确立。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培育的要求,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一阶段,长期以来束缚我国产业发展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得到极大扫除,全社会生产力和产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释放,除少数年份外,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快速跃升,从1978年367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超过10万亿元,跨越了两个数量级。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从1978 年的第10名上升到第6位,提升了4 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至2000年的16.4:50.2:33.8,呈现出快速工业化的特征。分行业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红利效应,农业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显著,从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 倍,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也比较高,由1978年的27.7%上升到1984年的31.5%,期间,1982 年达到最高点,占GDP的32.8%。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业占比才逐渐下降,2000年已降至16.4%,约为1982年的一半。工业占比稳中有升,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总体上矫正了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特点,形成了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驱动的纺织、缝纫、服装、食品等轻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50%,并一直在50%上下波动一直到2000年。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连锁经营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提升超过9个百分点。
从产业体系看,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 涵盖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并保持快速增长,在轻工业领域拥有一批量大面广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突出,在重化工业领域,一批国有企业快速壮大,并加快“走出去”部分,做好了拥抱全球大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准备。
(二)2001-2012年:以扩大开放为主要动力阶段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突出的大事件。事实上,在2000年中国就已将“走出去”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大市场分享全球化红利,中国制造的成本、性价比、门类齐全和规模化生产等优势才得到极大的发挥,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多种产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甚至以高科技产品为口径的全球出口排名中超过美国跃居第一并保持长期顺差,2005年就已超过2000亿美元,并加速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值得一提的是,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于2001年在多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日子正是11月11日,和现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在全中国范围内兴起并连续多年刷新成交记录的大型购物促销狂欢日“双11”正好是同一天,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0万亿元级的平台上继续快速增长,从2000年10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接近54万亿元, 增长了4倍多。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实现新的跨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和重要引擎,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2000 年继续提升了4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16.4:50.2:33.8优化至2012年的10.1:45.3:44.6,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明显,累计提高接近11个百分点, 几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农业和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6.2和4.9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和吸纳就业的稳定器。这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重化工化特征,特别是居民消费升级进入新阶段,城镇居民需求由过去的以吃穿用为主转向汽车、住宅等耐用消费品为主,带来产业结构重化工业转型。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贸易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达到11%(刘伟和蔡志洲,2015)。利用外资额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2017年达到1310亿美元。
从产业体系看,得益于扩大开放的红利,中国经济的外向度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2010年以后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26.7%,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日本的总和。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在500多种工业品种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际刚, 2 0 15)。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产业体系的开放性和全球产业链的关联不断增强,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2013年至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全面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成为新发展理念之首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着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四个对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
这一时期,我国产业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发展看,虽然我国经济总量突破82万亿元大关, 并不断缩小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约为美国的66%左右, 但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0%以上的高速区间下降到6%— 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2013—2017 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8%、7.3%、6.9%、6.7%和6.9%。从产业结构看,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并成功地实现了“两级跳”,一是2013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增加值跃居首位;二是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2—201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分别快于GDP增速0.7个、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0.8个、工业增加值增速1.0个百分点。到2015年第4季度,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连续14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增速,连续15个季度超过GDP增速。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13年的9.3:44.0:46.7调整至2017年的7.9:40.5:51.6。服务业正在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新依托。
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 “大物移智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新能源革命成果不断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中国创新创业活力强劲,新产业、新动能不断涌现,并带动了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有利于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盛朝迅, 2018)。根据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在128个经济体中名列第17位,成为第一个跻身全球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从创新投入看,我国研发经费支出继2010年超过德国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从创新产出看,我国发表SCI论文数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受理数连续7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为25%,排名均高居全球首位。
主要经验启示
40年来,我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变化,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遵循“改革—开放—创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之路,在世界产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好两个作用。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就,是政府和市场充分互动的结果,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中国式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税收、法规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护或者限制某些产业发展,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没。既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深化体制改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瓶颈制约, 聚焦产权制度改革、商品和要素市场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四大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公平竞争、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效保护和激发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积极性,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何立峰,2018)。
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开放合作是我国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我国开放遵循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开放路径,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渐次推进,最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不断扩大先进技术、理念、人才、经营管理和模式等“溢出效应”,并把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开放领域从制造业逐步向农业、服务业延伸,市场准入条件不断放宽,加快形成高水平深层次开放新态势。我国还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 相结合,在提高“引进来”质量的同时,加快推进“走出去”步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不断创新对外合作内容和方式,加大国际产能合作力度,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技术、服务输出转变,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向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随后,我国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在科技研发投入、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积极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和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未来方向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新动能规模较小,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任重道远,主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等问题仍然很突出。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条主线”、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快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一是坚持“一条主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加制度供给,加快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最大程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财税、金融、投融资、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抓好重点领域去产能,统筹做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各项工作,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发展, 推动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深刻变革,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新增长点。
二是面向“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源。要坚持产业为民,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优势, 牢牢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接全球高水平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提升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竞争力,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举办进口博览会,搭建与世界深化开放合作的新平台,不断增强全球技术和产业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完善走出去服务保障机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支持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三是加快“三大变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阶段变化, 调整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从原来主要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数量指标转向考核全要素生产率、税收贡献、就业、利润等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要系统推进先进制造、垄断行业、流通等领域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数字信息、高端研发、商务服务等高生产率行业,以高生产率行业替代低生产率行业, 实现整个国民经济行业效率提升。要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激发土地、金融等要素活力,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要深入推动流通革命,加强智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互联网+流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品牌,打通流通“中阻梗”,切实提高流通效率。通过质量变革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形成“中国品牌”,获取更大的市场规模和附加值,推动我国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重大转变。通过效率变革强化设计和新产品研发,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营销网络,推动我国产业由单纯加工制造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动力变革着力将产业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创新驱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 转变。
四是促进“四个协同”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要改革现有科技体系,真正释放科研人员活力, 提高企业科研决策话语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金介用深度合作、军民融合、开放共享的创新体系,着力攻克一批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关乎未来发展的前沿技术。继续开放创新,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国际领先企业,获得知识与技术的溢出。要加快现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现代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发挥现代金融的资本媒介功能、跨期风险配置、财富管理、并购重组和高效支付服务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分散科技创新和创业风险,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厚植创新沃土, 重点加强企业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中高端技能人才等“三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吸引和培育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协同。同时,通过重塑产学研合作机制,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和教育体制,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增强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性,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第4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及时部署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防控工作,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同时,这次疫情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防控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未来应该有针对性地在一些方面进一步完善。
一是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党的领导制度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疫情发生后,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之后在1月20日、22日连续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及时部署下,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紧急行动、全力奋战,防控工作得以有力开展,较为迅速地扭转了疫情的发展态势,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快速蔓延。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在此次战“疫”中得以体现。
二是组织动员的体制优势。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组织动员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5日(正月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动员下,上至中央、下至基层社区,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要进一步发挥高效而强大的组织动员体制,为取得战“疫”的胜利而不断努力。
三是群防群治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地方特别是基层区县、街道和社区,贯彻“防、治、控、保、稳”的防疫方针,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实施地毯式排查,加强重点群体管控,减少行走的传染源,如集中救治确诊患者、有效隔离疑似患者、对所有密切接触人员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同时对疫情严重地区的民航、铁路、公路、水路客运等通道实施严格查验,对全国疫情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封闭社区,由政府给居民统一配送生活资料,对因供应短缺而造成价格上涨的蔬菜、肉蛋奶、粮食等生活必须品给予必要补贴,确保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与此同时,通过疫情防控,我们也发现在一些方面还有待完善。
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和储备管理体系。要针对这次疫情当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对于疫情早期地方政府重视不够、准备不足的情况,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应急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完善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于疫情中暴露的卫生防疫物资储备严重不足,如口罩、防护服等一段时间内大范围短缺,应当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做到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二是要进一步补齐公共卫生短板。此次疫情病毒宿主为野生动物。“野味产业”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对此,要进一步完善源头治理。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出台,全面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动物和卫生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三是要克服一定程度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有的干部对防控疫情政策理解不到位,执行政策搞“一刀切”,导致部分被隔离的群众隔离时间过长。有的干部担当精神不够,对于群众的诉求当“耳旁风”,对于防疫的一些棘手问题,在部门之间互相推诿,不敢担责。有的干部作风漂浮,在办公室坐阵指点,深入一线指导工作却显不足。有的地方过于注重表格数据,导致基层干部忙于应付各种表格,无法集中精力做好防止疫情工作。对此各级政府应当统一调度,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避免消耗基层干部的抗疫精力。同时,应该做到奖惩分明,对尸位素餐者施以严厉的批评教育,甚至开除等,让有能者居之。各层级干部应该深入一线,详细摸清现实情况,进而制定出精准的防控方案,切实保障人民安全与身体健康。
第5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一、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就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战胜疫魔的有力保证。疫情发生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成立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做出应对疫情的全面部署,提出管控疫情工作系列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广大党员干部提出应对疫情的明确要求,把应对疫情工作做细、做实。在全国上下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如何打好这场总体战和阻击战,充分显现了党中央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核心定力。从武汉战“疫”前线到各地防控网络基层的社区,无不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一是抓重点。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在疫情重点部署上,控制源头、切断传播途径是治本之策。在救治的重点上是:“四集”即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四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在具体治疗方案上,重点是优化治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快筛选药物。
二是抓全面。在湖北和武汉抗击疫情要群策群力、群治群防,抓重点与抓全面相结合。在其他省市县区及社区乡村都齐心协力、认真坚守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抗疫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全面社会管控,加强社会治理,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协调,统一指挥,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战“疫”要求。
三是抓保障。面对疫情突发严重事态,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健全应急管理工作机制,形成全国的应急平台协调能力。调动、协调全国应对这场战役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防控攻坚人才、科研攻坚力量、疫情溯源和监测的大数据资源,保障防疫物资,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依法防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进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此攻坚阶段,“两高两部”联合制定意见,依法严惩疫情防控违法犯罪,从重、从严处置违法犯罪分子。
正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勠力同心抗击疫情,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得到了全面的检验和弘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出鲜明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与多个方舱医院快速建设,投入运营,及时发挥作用。从疫情发生不久即开建的火神山、雷神山两所专门现代化医院,以当今建筑史上亘古未有的建设速度竣工。其中,火神山医院救治工作实现了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医务人员零感染、收治患者零投诉四大目标,医护人员以最快速度投入战“疫”。在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的六天内,雷神山医院也投入使用。两座医院均安装了全自动红外热成像测温告警系统,这些设备对所有医护人员们的体温状况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一旦出现发热等问题,第一时间发出预警。武汉市已启用东西湖武汉客厅方舱、江汉区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和洪山体育馆方舱等7个方舱医院,收治病人达4000人以上。这种建设规模及运营速度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动员全社会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经历磨难却更加团结的伟大民族,在困难面前总不缺失民族栋梁在振臂高呼,继而形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形成共克时艰的洪流。这种民族大团结的精神在新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继承和发扬。疫情发生之后,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国上下快速行动,抗击疫情的大批精兵强将冲到战疫第一线,投入到与疫魔作战之中;在疫情面前,全国人民勠力同心,每个人都是战士。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华人华侨慷慨解囊,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爱国事迹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这是美丽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这是强大的祖国。当全国上下握成一个拳头的时候,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也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在疫情面前,中华民族团结精神动能得到了空前释放,其关键在于我国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治理效能。
人民战争是为了人民,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不论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还是自卫反击战,战争的前线是将士,后方是全国人民。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在抗击疫情中有广大人民的参与才是战胜疫魔的根源。人民战争就是要全国一盘棋、集中统一解决问题和重点全面有序解决问题相结合战争思路;人民战争就是要把城市治理体系与农村治理体系放在一个治理体系中进行治理的思路;人民战争就是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提升政府管理的科学、精细化水平;人民战争更需要在战“疫”面前,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利益壁垒必须打破,其他一切利益都要服从国家公共利益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人民战争是更加明确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性、系统性、基础性地位的指导思想,不断提高对公共实施投资比例,提高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质量,使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治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三、全面应对“大考”,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
初心使命永远在路上。困难面前最能考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初心使命、责任担当。在战“疫”前线,各级党组织听从党中央号令,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战“疫”工作。广大党员干部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和信仰:白衣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日夜超负荷工作,他们不忘总书记嘱托,用勤奋、汗水和生命保卫着人民的生命和安全,用无私的大爱书写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用自己的坚强意志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洗礼着共产党员的无上荣光。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疫情是一把丈量党性的尺子,丈量出每一名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因此,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取得抗“疫”阻击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坚持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影响和弱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管党治党的任务依然繁重艰巨,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也不能松懈。只有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起来,以党章宪法监察法为尺度,在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每一项工作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不断完善应急管理机制,着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应急管理机制和应急处置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在特殊时期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着各类安全风险不断增加和各种应急管理的供给问题,人们安全需求增长,如何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考验着各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加强应急管理体制建设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建立国家到地方各层的纵向和横向应急组织体系建设。第二,应急工作机制建设。要建立国家各级公共安全形势预警预测和分析制度。第三,加强对突发事件信息快速处置工作。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应当在第一时间逐级向上级反映,为领导快决策速提供基础材料。第四,建立从国家到地方各层面的成型的应急预案体系,这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重要基础。第五,建立从国家到地方各层面的具有现代化综合调度能力的应急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是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各项防控工作。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更是战胜疫情的重要力量。第一,立法工作要与时俱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顺利进行。第二,立法司法执法工作在出现突发事件时,三者应当协同呼应,在原有供给基础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协同出台新的应对举措。第三,法律科研人员应当把科研的目标和方向瞄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智库作用。要把法治的科研论文写在疫情发生时、社会最需要的第一线。第四,当疫情发生后,法治应当体现其强大的立竿见影效果,对扰乱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市场秩序、生活秩序的行为坚决从严处罚,对于那些在抗疫过程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敷衍塞责的公职人员应坚决依法进行处罚,稳定高于一切。
抗击疫情需要科学和科学精神。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制度设计科学才能体现优越,科学治理才能得到良好的效能。目前抗击疫情的全国大会战同样需要科学与科学精神。首先,战胜疫病需要强大的科学做后盾。在疫苗和有效的抑制药物研制和筛选出来之前,人们只能按照科学规律不停探索,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中间宿主、传播途径、疑似病例到确诊病例的确诊手段、病人能否得快速有效的治疗等都需要科学去确认,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同时,有效的救治药物来自于科研人员的研发试验、临床应用等重要环节,是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的关键所在。其次,当疫情发生时,整个社会如何进行科学防治,也需要科学和科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十六字方针中的科学防治,既包括科学防控,还包括科学救治。
这次疫情无论是传播速度和广度以及危害程度和治疗的难度都前所未见,是对我国突发疫情应急管理机制、治疗管理机制、慈善管理体制机制、科研体制乃至科研工作者科研精神的一次大考,凸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只有坚持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团结一致,这场战役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6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制度优势中领导力量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个领导力量是什么?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这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不断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在这次抗击疫情斗争中又一次得到新的验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沉着冷静、从容应对。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14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4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其他会议。党中央及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挥协调作用,对抗击疫情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全国抗击疫情各项工作主攻方向明确、工作重点突出,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战略格局。我国抗击疫情的果断决策和强有力领导,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决策混乱、措施不力,形成强烈对比。抗击疫情的特殊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的强大能力。
引领作用:思想力量的彰显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制度优势中思想力量所起的引领作用。这个思想力量是什么?就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指引。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这些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根本遵循。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我国抗击疫情工作是在科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抗击疫情所取得的成效是思想引领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疫情一开始,就强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确定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明确疫情防控的“战略战术”是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明确湖北和武汉是全国的主战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提出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明确要求;强调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两个关键,切实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提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强调要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提出让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提出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工作本领;提出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确定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广泛开展对外合作交流,提供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提出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给了我们方向和方法,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它来自实践,又指导着实践,是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强大思想武器。
基础作用:国家力量的彰显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制度优势中国家力量所起的基础作用。这个国家力量是什么?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一致,行动高效。我国制度的这个优势,是由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所决定的。这个优势表现在速度、规模、质量和效益上。在综合国力弱的时候,这个优势能够显现出来;在综合国力强的时候,这个优势更能凸显出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优势科研力量集中攻关,“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在武汉10天建成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并将各种配套设施、医疗设备及时调配到位。还先后建立16家方舱医院,床位达到1.4万余张,创造了人类防疫建设史上的奇迹。中央决定全国支援湖北和武汉,建立了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的机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和军队的援鄂人员迅速集结,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以及6.5万余件医疗设备从四面八方汇聚武汉、驰援湖北各地。截至5月31日,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624亿元。疫情初期,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短缺,在中央的统一协调下,全面启动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中央企业充分发挥国家队作用,以战时状态全力加快转产扩产、多产快产。到4月底,全国医用非N95口罩、医用N95口罩日产量很快超过2亿只、500万只。为了激励湖北一线的医务人员包括援湖北医疗队医务人员,国家迅速作出规定,将临时性工作补助的标准提高一倍,薪酬水平提高两倍,扩大卫生防疫津贴发放范围。对国内确诊患者的医疗费用按有关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截至5月31日,全国确诊住院患者结算人数为5.8万人次,总医疗费用13.5亿元,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最高的一位患者达到150万元,全部由国家承担。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国家力量基础之上的。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是我们战胜疫情的重要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保障。举国体制只有中国才能够做得到、做得好。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中国力量再次震撼世界。
决定作用:人民力量的彰显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制度优势中人民力量所起的决定作用。这个人民力量是什么?就是全国上下一条心,群防群治,打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取得胜利。这次抗击疫情打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人民参与,人民战争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战争的主体。
“抗疫战争”打响后,党中央一声号令,从城市到乡村,从公共场所到居民小区,14亿中国人民全面动员、全民参战。这次抗击疫情的决战地和主战场在湖北和武汉。为了阻断新冠病毒向全国蔓延扩散,党中央果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这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的决定。湖北人民、武汉人民响应号召、顾全大局,开启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居家隔离。在湖北人民、武汉人民的背后,站立的是全国亿万人民。全国人民除了给予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以最大的支持外,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各级党委、政府的要求,自觉听从疫情防控安排,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共同筑起了一道道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为阻断疫情蔓延作出了最大努力、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人民为全球团结合作战胜疫情作出了最大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抗击疫情斗争中,广大医务工作者逆行出征、日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公安干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企业职工加班加点、扩大生产,交通运输人员争分夺秒、抢运物资,广大志愿者真诚奉献、不辞辛苦。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工作者劳动者,都立足本职岗位为疫情防控作出了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激励作用:道德力量的彰显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制度优势中道德力量所起的激励作用。这个道德力量是什么?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大力弘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着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原则。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识,精神是一个民族流淌在血液中的基因。中华传统美德倡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救死扶伤、医者仁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患难与共、共克时艰”“大爱无疆、团结协作”“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的道德要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内容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得到大力弘扬和充分展现。
在抗击疫情中,举国上下齐发动、齐动员。广大党员踊跃捐款,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31日,全国参与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者达到881万人,志愿服务项目超过46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2.9亿小时。疫情无国界,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我国在抗击疫情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帮助,我们也向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基础上的,凸显了中国道德力量的巨大魅力。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我们还看到了我国制度优势中法治力量所起的保障作用、科学技术力量所起的支撑作用。法治体现和反映防疫抗疫中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意志,科学技术展示和显现防疫抗疫中我国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巨大威力。此外,毋庸讳言,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保持清醒头脑,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明确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从而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大疫带来大考,大考引发思考。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自信来自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我们总结和思考得出的结论是: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人民意愿的中国制度,是世界上最有前途、最有效率、最有生命力、最可靠、最管用、最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和利益的好制度。对此,我们坚信不疑,深信不疑!
第7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摘要:本文主题是论述改革开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第一,改革开放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第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途径;第三,改革开放注重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活力,全面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从1978年十一届三种全会开始,改革开放谱写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革实践顶住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穷困面貌,使社会主义理念放射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更加坚定我们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信心。
一, 改革开放是一场思想解放的革命,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回顾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用实践去丰富、发展理论,而是用理论来剪裁现实。因而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我们的实践越来越脱离了世界发展潮流。
粉碎“_”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过去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反思后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横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了出来,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最大的收获,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邓小平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以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指示了方向,使社会主义的实践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二, 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伟大探索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课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设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更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从根本上解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束缚。因而党的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找到了突破口。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近10%的奇迹,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实践释放了经济活力,因而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后提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因此,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他提出坚定不移地搞对外开放,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政策。在他的推动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多种形式向世界开放,特别是本世纪初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对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是改革开放,完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探索,引导中国经济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
三, 改革开放,体制创新,理论创新,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活力,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我们在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时,不难认识到,除了经济上没能建立起有效的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外,最大的败笔就是发生了““””。这场浩劫充分暴露了我们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首先是人治重于法治。以党代法、以言代法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主要原因。
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存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问题,他指出:“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作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首先是法制问题,即领导制度中缺乏法律规范,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不是办事有法律根据而是随心所欲。因此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这场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加强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使这场制度创新的变革更具有十分长远的意义。
第8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一)、1998—2004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宏观经济背景: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从1998年起,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二、具体措施: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二)、2005~ 2008年“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宏观经济背景:
2004年初,承接上一年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但同时信贷规模增长偏快,消费价格指数高位运行,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其主要表现为:央行每月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在2004年的头四个月比同比上涨了6.3%、7%、8.3%和9.3%;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狂飙的价格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反映了上游行业的热度。这主要是由投资膨胀造成的。这年开始的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开始了新一轮“政绩工程”的基建投资热潮。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以鼓励投资为主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通货紧缩的态势也在逐渐淡去,宏观财政政策也应相应进行调整。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二、具体措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提高存贷款利率等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手段来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与产业政策结合,控制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贷款来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2006年,财政支出政策的基本特点是调整支出结构,在压缩一般性开支的同时,保障公共支出需要。财政支出重点投向农业、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其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本年度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内容。2006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重点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比例达到48%左右,比2005年提高了3个多百分点。
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从2008年7月份起,CPI同比开始下降,股市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预期下滑, 出口增速明显放缓,许多中小纺织服装企业面临困境,房地产市场开始下行,针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及时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从2007年末的“双防”转变为2008年年中的“一保一防”(保增长,促发展),同时将前期执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财政支出,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增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鼓励居民消费。
此时的财政政策措施如下:
2008年4月24日起, 财政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0.3%调低至0.1%。
2008年8月1日起, 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 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
2008年9月1日起, 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
2008年9月19日起, 股票交易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税
2008年10月9日起,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徵收个人所得税.
2009年将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2009至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宏观经济背景:
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国内出口行业承受巨大压力,加之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经历8 年快速增长后,于2008 年发生逆转:以当年前10 个月为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CPI 涨幅达到6.7%,故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增长速度减弱;当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长率为22.3%,出口增量比07年同期回落4.8%。
二、具体措施:
2009 年重回积极财政政策。
1、“三农”支出增长 38%
截止到目前中央财政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达到1027.7亿元,增长 107.7%。预计去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 5955.5亿元,增长 38%。
2、提高中西部医疗补助标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 50%以上的地级城市。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40元,并对东部地区给予适当补助,地方财政也提高了补助标准。
3、农村公路管护纳入财政支持
今年中央财政将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综合整治投入。将农村公路管护纳入财政支持范围,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标准由人均 600元提高到720元。扩大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实施范围。
4、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
今年中央财政将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发挥好政府公共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在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等工程建设中,尽可能安排农民尤其是返乡农民工就业,实行以工代赈。运用财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安排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参加科研项目和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工作,促进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5、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金
今年中央财政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从今年 1月 1日起中央财政分别按月人均 15元、 10元的标准,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资金。加强城乡低保制度与医疗救助、最低工资、农村五保供养、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等制度的衔接。按人均增长 10%左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保证 2008-2010年的调整水平高于前三年。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出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解决劳动力跨统筹地区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问题。
2010年中国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增长的同时,把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节能环保,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大力促进农村改革与发展。一是完善支农补贴政策并加大投入力度,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顺利实施。三是大力支持发展现代农业,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民科技培训力度。四是支持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
3、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安排好各项就业扶助经费,支持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保持就业局势基本稳定。二是按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要求,抓紧出台有关配套文件,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巩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参保率。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三是继续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力度,切实支持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四是加大社会保障投入。根据物价变动,适时调整对优抚对象等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保障企业下岗职工、城乡低收入群体、农村困难群众、优抚对象等人员的基本生活。
4、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二是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推进资源税改革,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鼓励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三是制定鼓励使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同时,对高效节能新产品的生产或销售过程实行优惠税率,对提供节能服务的企业给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推动节能产业发展。四是完善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5、进一步深化财税制度改革。一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二是完善消费税制度。抓好增值税转型、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后续工作。三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房产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等税收制度。
6、狠抓增收节支。要在实施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基础上,狠抓增收节支。一是大力支持税务、海关等部门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格控制减免税,严厉打击偷骗税违法活动,强化出口退税管理,努力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二是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精神,压缩公务购车用车、公务接待费和出国经费,严格控制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勤俭办一切事业。
第9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一、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积极财政政策
(一)政策背景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出现外贸负增长、通货紧缩现象。国内,较全面的买方市场造成商品库存积压;“软着陆”后社会总需求疲软。虽然央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率,以期用货币政策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消费和投资需求均缺乏弹性,政策失灵。
(二)政策内容及成效
1998年,针对上述背景,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1.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田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等方面;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
2.调整税收政策:对涉及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减免;就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科研机构转制政策等做新规定;对涉外税收政策做适当调整,鼓励外商投资;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拉动居民即期消费需求。
3. 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离退休人员待遇;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4.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直接投入国债资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第10篇: 我国油价为何与国际不同步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模式
(1)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发展不景气,出现萧条,同时又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应对经济萧条;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2)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采取“双紧”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等方式压缩社会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缓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
(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较多而民间投资不够旺盛时,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紧缩性财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压缩财政赤字;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银根松驰,刺激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
(4)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经济严重衰退、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采取“双松”政策,在财政减收增支的同时,抑制利率上升,扩大信贷,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缓和衰退,刺激经济复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
二、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1、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举措
(1)在财政收入方面,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8年实施的税费减免措施主要包括实施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多次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等。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举措,这些政策全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以上。
(2)在财政支出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此带动和引导投资与消费需求。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拟增加政府公共投资1.18万亿元,加上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约4万亿元。此外,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等途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有五点。一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四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五是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
三、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保增长,促内需”,为此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运用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可以达到收入效应和扩张效应。从收入效应来看,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如减税、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费等举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又减轻企业负担,如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减轻企业负担,还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长时间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转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如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等。还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直接拉动我国农村的消费,扩大内需。从扩张效应来看,增加政府投资不仅能直接、迅速地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具有促进全社会投资的扩张效应,能带动企业和民间投资。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进一步活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扩张效应和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从扩张效应来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资金供应扩张,自2008年9月份以来,连续多次下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货币信贷扩张趋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的机会和便利。包括加快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股票市场平衡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展示平台。从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来看,通过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资金投向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分析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的效应已逐步显现。宏观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已得到抑制,总体来看,经济运行呈现出筑底回升的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已显现出积极效应。从社会发展来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性支出,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性支出,社会就业形势得以好转,社会稳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产生大的变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总之,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我国及时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了“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积极效应。
四、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其他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009年以来,地价高涨,国企频当地王就是一个例证。美联物业根据北京土地储备中心公布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计拍卖涉及住宅类地块为69块,其中有30块地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获得,占市场总比例43%。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国企高价拿地频繁,明显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块住宅地块中更有18块由国企拍得,占到了市场的60%。地王的频繁出现与楼市过火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国企地王过多的情况,与今年4万亿的投资不无关系。还有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小城市、城镇、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匮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但与银行放开信贷闸门“结伴而行”的是,A股市场牛气冲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沪指上涨幅度最高超过90%;还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国不少大中城市,房地产商们纷纷斥巨资“跑马圈地”,地价、房价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国社科院金融专家彭兴韵指出:“这说明,新增信贷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而悄悄进入了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推动了这些领域的‘虚热’。”因此,相关部门要严查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确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而不是助推虚拟经济的火热。
3、“双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在本轮财政货币政策运作之前,我国国内刚刚经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上涨4.8%,2008年前三个季度CPI同比上涨7.0%,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变、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重大问题的背景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再次发生。当经济复苏,走出萧条的阴影时,就要考虑“双松”政策的逐步调整,如果担心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可以对“双松”政策进行微调,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以确保扩内需、调结构。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要微调,如果担心利率上调加重企业负担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回收流动性,以预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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