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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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范文(通用4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1
从“四史”中汲取成长力量
习近平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总书记又一次在重要讲话时强调学好“四史”的重要性。学习“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只有学好“四史”,于字斟句酌后有所悟,于字里行间中有所得,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真正成长为人民满意、组织放心、国家需要的优秀干部。
从“党史”中汲取“信仰之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翻开近一百年的党史,中共党员从南湖红船上的13人壮大为9100多万人是震撼人心的伟大发展,“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鼓舞人心的伟大征途,宁死不屈的江姐、鞠躬尽瘁的焦裕禄是感动人心的伟大战士……合上书本,细细回味,就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个体勇于献身、集体迎难而上,中国共产党员的队伍才得以不断壮大,党的最高纲领才会有真正实现的那一天。“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党员干部要从“党史”中汲取“信仰之力”,要明白党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要能够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支撑,我将无我,换取“众生皆饱”。
从“新中国史”中汲取“斗争之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中国人民敢于和自然斗争,地震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竭尽全力组织救援,疫情面前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筑牢防线;中国人民也敢于和敌人斗争,美苏封锁之下科研人员自主研发“两弹一星”,朝鲜告急之后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更敢于和歪风邪气斗争,面对黑恶势力全国人民形成合力重拳出击,八项规定出台全党上下反腐倡廉打虎拍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党员干部要从“新中国史”中汲取“斗争之力”,要有敢于斗争的勇气,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畏首畏尾、知难而退,必须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也要有善于斗争的能力,在工作中历练自身,在“黄沙百战”中练就一副“能力金甲”,实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目标,真正得以“挥剑斩楼兰”。
从“改革开放史”中汲取“创新之力”——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党中央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奉为圭臬,敢于做删繁就简的“减法”,破除思想观念上的“藩篱”,扫除体制机制上的“桎梏”;勇于做领异标新的“加法”,广泛宣传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特区。“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给予深圳改革开放“排头兵”高度评价,党员干部要从“改革开放史”中汲取“创新之力”。要培养创新思维,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不能一味生搬硬套,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要学会转变思路,将“创新”的理念融入其中,学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工具,不断完善工作方式方法,实现提质增效,成长为工作领域内的“创新之花”。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务实之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主义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成立,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二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创造变为世界旗帜,而这两个“里程碑”有一个共同的“基石”——务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党员干部要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务实之力”。一方面,要有“务实”的行动,从书本上得到东西是远远不够的,绝不能眼高手低、纸上谈兵,必须要“撸起袖子”“卷起裤脚”,落实到行动中;另一方面,要有“务实”的技巧,要继承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落实过程中精准把脉、对症下药,这样才能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要想预知未来就必须回顾历史。党员干部学好“四史”,从其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就能够看清中华民族未来的路,就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在复兴路上不断向前。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2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二、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293.5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68.24万亿元,同比增长6.3%;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6.95万亿元,同比增长1.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9.4%。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3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687.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677.8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5.5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3.9倍和1.9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10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3.1%、18.1%、16.1%。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急剧跌至,40.6%,拉动经济增长由2.5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3.7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7.7%、9.6%、10.4%、12.2%、8.4%、9.8%、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4.3%、6.8%、6.2%、7.4%、9.5%、8%、8.5%、10.9%。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7.7%,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26.6%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经济结构从重生产轻消费的重工业基础建设,转向轻重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合理发展;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两步走目标,达到小康水平,社会消费不断升级;当前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变迁,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上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是生产力均衡布局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偏差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改革开放在探索试验中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蓝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自此,中国拉开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特区建设和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由萌芽、建立直至日臻完善。
“大包干”改革,激发了中国农村民营非农产业蓬勃发展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展开。谈到农村改革,就不能不说到小岗村“大包干”改革。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承诺书上按下手印,把小岗村生产队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秋天,“大包干”的小岗村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1970年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大包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开。
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全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改革,这实质是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经验扩展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财政收入的竞争,也为各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政策和制度空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由农村改革全面扩展到城市改革,掀开了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高潮,也推动了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
正是从那时起,在苏南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非农化发展,从华西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后来进一步成熟的为全国农村所效仿的“苏南模式”。而与苏南模式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以温州家庭作坊为主的个私民营经济——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的面貌迅速扩散至浙江全省并进一步为全国效仿学习。“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路数,就是依靠建设专业市场繁荣商业,并带动产业围绕专业市场集聚,各类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迅速成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把“小商品、大市场”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发展到极致的,当属浙江义乌。义乌依托发展市场流通,将小商品生产企业迅速集聚。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义乌围绕小商品城开发拓展了占地60多平方公里各类产业集群和块状生产基地,总共拥有织袜、装饰品、轻工拉链、化妆品、衬衫、文化用品、制笔和玩具等各类工业企业1000余家,形成了义乌产业结构上典型的“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青葱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激发个体积极性的成功发展模式,诸如福建的泉州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广东的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天津的静海大邱庄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性是都注重非农经济发展,发展中都注重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
在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以至“浙江现象”)和“苏南模式”,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最成功、最具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方成功地承接了全球范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参与了世界经济分工,为我国的地方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奠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
随后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殊途同归,成就了长三角成熟的江浙经济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提出了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苏南藉此机遇成功地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浙江轻工制造则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江浙民企开始“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不断升级,自身的城市化不断提升,城乡统筹亦不断改善。
从特区建设到全方位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蓝图初现
与农村改革大致同步,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80年5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此为起点,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配合对外开放带来的机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原来的偏重工业转向重视轻工业的发展,这为沿海地区开始发展成为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基础。长三角的江浙乡镇企业、个私民营经济,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和来料加工,闽南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造,等等,其发展和兴盛都得益于沿海开放和国家重视轻工业的发展。
1984年5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确定以及在这些地区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包括轻工制造业的集中直接落地,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实质就是抛开所有制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和资金技术要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的先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陆省份要求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发展机遇的呼声高涨;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极大提高,内陆省区提出了希望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强烈意愿。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趋于缓和,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繁荣起来,促进了边境省份的经济发展,于是边境省份和中央政府都把发展边境贸易作为振兴边疆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沿边开放”与“沿江开放”的提出,加上沿海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开始了“三沿开放”,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
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历了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攀升的经济结构提升过程。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约30%,到2007年下降到10.97%;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3年以后迅速上升,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18年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0.7%,第三产业52.2%;各自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8%和60.1%;显然,服务业和工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我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的排不进世界前10位,实现了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二位的历史性飞跃;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8年的64000多元,增长了近200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与服务业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为主体和动力,以农村人口非农转化与空间集聚为特征。农村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集聚中心——工业城镇。江苏的苏南和浙东北的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自下而上乡镇企业发展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道路。尽管这一地区农村乡镇集体工业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城市国有企业中的技术扩散,特别是当地农村历来有人在上海和杭州等周边大城市国营企业中做技术工人,这部分技术工人在退休以后回流苏南农村和浙东北农村,形成江浙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最早技术动力。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农村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动力,配合来自城市的技术扩散的支持,使得乡镇工业发展迅猛,直接带来苏南和浙北的农村工业集聚和农村城市化。
这一时期,珠三角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区域城市化更多得益于香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落地。而闽南三角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则是在农村一些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形成纺织、服装、玩具等的非农产业生产和集聚,推进当地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远在黑龙江的漠河因为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生产加工企业的落地,这一地区亦很快形成民营制造企业集群优势。
1978年到1992年的乡镇工业化,主要是轻工业产值连续上升,重工业投资有所压缩,资源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年我国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50%,反映了改革开放初侧重发展轻工业,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造成的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况。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0116.9亿元,反映了农村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强劲发展。
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明确与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是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起步的,但基层的制度创造还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环境和导向上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中国政府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向纵深发展。政府需要放松对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控制,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政府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高城市对经济的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规范市场建设与管理,提供公共产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浙东北地区对乡镇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学习温州个私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结合的经验,政府在原来乡镇工业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引导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政府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地方区域接轨周边大市场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周边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浙东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豫东豫西、西北内陆、西南边陲,各地都陆续拉开了学习浙江市场建设经验的步伐,加快了本地市场建设。重点是扩建小商品市场、新建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地方区域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对接,促进区域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对接,使市场能够对区块特色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各地积极进行块状特色经济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积极促使特色区域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主导开发区建设,引领区域开放。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作为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全方位整体对外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力军。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各类开发区的建设基本都是按城市建设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现“六通一平”,有的甚至是“九通一平”,这些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建成以后基本都已成功地转变为城市化区域。同时,开发区的发展也带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其他高端要素的集聚,推动了餐饮、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批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
随着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开发区建设,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同时,开发区各有关涉外部门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得我国的投资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始,开发区在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开发区建设带来外向型经济崛起,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地方区域城市化的空间与视野。
这一时期,全国各类开发区数量增长惊人。这一方面说明各地开放型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开发区建设过多过热的发展乱象。原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10月开始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经半年多整顿,到2004年4月,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已有3000多个被撤销。在整顿的同时,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数十万件,收回土地面积5878.4公顷。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如此数量规模的发展,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本无法想象的。
建设大都市圈,提升重化工业化和经济的服务业化
大都市型的城市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型城市,其经济集聚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更加强大,产业的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比例适度均衡,产业竞争力强,重工业比重与服务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
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工业化主要集中于轻工制造业的集聚和规模扩张,既增加就业,又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偏重重工业、国防工业造成的轻重工业失衡,弥补轻工业发展的不足和解决轻工产品的短缺、匮乏,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国社会主义消费品生产已经由短缺转为供给过剩。那时的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可以是我国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途径。
而消化产能的另一个更主动路径是推动城市化更高水平的发展,建设大都市和都市圈,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更大规模投入与产出。目前,我国的大都市圈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武汉地区、长株潭地区等,这些大都市圈规划的主要考量是加强都市圈中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紧密协作,加强城市群、城市带的联动,以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前,全国在都市圈战略安排下,共规划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这其中有三个成熟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要稍稍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当然,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
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划,加上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规划,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梯度雁阵式安排,是我国都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些都市区、城市群、经济带的建设本身,对基础设施需求很大,对自身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亦有明确诉求,都直接推动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平衡我国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合理经济结构比重。
都市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大量农民由农村自然村落居住方式转而变为城市社区集中居住,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生活性消费升级,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发展。1993年以后,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我国再度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进入新世纪,“十五”“十一五”开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都进军工业化中后期,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园区和大型基础工业基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更高水准的工业化道路,打造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日臻成熟
新中国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开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分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去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步勾画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新的奋斗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还是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都面临新的考验,有许多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病”需要解决。诸如如何破解资源、环境的约束阻碍发展的矛盾,如何打破产业结构长期传统低级化的循环怪圈,如何实现区内、区际和国际的经济整合协调,等等,都是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要求的进一步科学和规范,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走进国人的生产、生活,体现了贯彻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中国开始走上了更加包容性增长的开放经济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带动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丰富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乡镇工业集体经济、个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渐次走到发展的前台,使得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的商品、物资和服务日渐丰富,就业与民生收入同步增长,百姓消费也随之改善。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昔日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为标志的千元级商品,提升到住房、汽车、家电、电脑等大宗商品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消费级别。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大家电不断更新迭代,手机、电脑现在是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必备,电子可穿戴设备也正日益流行,信息消费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消费和机器人服务也开始走进寻常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变化正说明中国在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同时,消费也在不断升级。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个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抑或是经过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这些不同经济体的企业,都已按照公司制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实现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企业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创造了一个开放、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做强国企,还是壮大民企,亦或是做大外企,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
“吃饭+穿衣”的生存型、温饱型消费,带动轻工制造业规模发展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得中国在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群农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就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大量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纺织、食品、服装、小五金、小塑料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轻工制造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大量吸纳了农村劳动就业人口。苏南乡镇企业、温州个私家庭作坊、珠三角来料加工等模式,迅速在沿海地域集聚规模扩张。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制造业,起初是解决国人的消费,而随着90年代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推行企业自营贸易,这些制造业企业集群迅速获取国际市场的贸易份额,形成长、珠三角轻工制造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长、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更加强化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号。
“住房+出行”的改善型消费,带动房地产、交通和通讯等产业壮大
没有了温饱之忧,下一步就是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扩大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这样的消费升级,直接带来房地产业、家电设备制造业、家具行业、交通建设、通讯产业、建材等产业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旅游业的投资建设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既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也推进了城市化建设,给地方政府带来充足的财力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改善民生。房地产还带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经济带动效应非常巨大。
交通运输、通讯、旅游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关联产业增长效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光纤宽带网、移动通讯网络都居于世界领先行列,我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5G网络通讯技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消费满足感、幸福感。中国的高铁如今将城市串成线,形成同城生活,并以线带面,推进了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的联动发展。
文化休闲、体育健康类消费,带来文体产业和健康产业繁荣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国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民对于文化的欣赏、体验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社会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媒体书刊、文艺作品、音像制品、文化馆藏、文化研究,是传统的文化产品消费对象;互联网、旅游娱乐、广告、会展,是新兴发展型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自媒体、微信朋友圈、游戏竞技等,是现代数字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这些文化产品和文化休闲消费增长,是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源动力。
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是现代都市人民生活娱乐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乐于观看欣赏体育赛事,乐于体验健康休闲娱乐活动,乐于参与运动健康休闲趣味活动,这些都是体育健康类消费需求,也是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的消费增长,带动了我国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大发展。
智慧生活与手机支付的享受型消费,激发新经济的成长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应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医疗、智慧办公的推行,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幸福。特别是我们的手机支付已经非常普及,这使得互联网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提供个人金融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享受信用消费,更好地支持保障创新、创业、投资和生活,激励全民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数字信息技术成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对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带动作用最强。现如今包括5G通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数字标识、生物识别、量子计算、再生能源、区块链技术等,都已进入成熟序列,正加速商业化进程。这些新经济的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升级,又在消费升级的促动下,支持了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迅猛成长。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焕发强大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调结构、补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健康、美丽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等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重申和强调的。2018年11月1日总书记在其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正名,为民营企业家鼓气。个体和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也必须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持续艰难探索,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与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制度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正确评估和预判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中美关系走向对立或交恶。我们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开拓其它国家经贸合作的市场和空间,最大限度减少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有了比较强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事业;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幅员和区域不平衡的现实,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自我调控回旋余地和发展的韧性。今天,我们有华为、海康威视、大疆无人机这类走在世界前列的实体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有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不输脸谱、推特、亚马逊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我们在高铁、特高压输变电、核能、航天、量子通讯等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与突破,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体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一家制造商在中国只需半小时电话时间就能完成配套生产,而在其他国家往往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我们不想要贸易战,但我们也完全不惧怕贸易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社会主义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理念,也包含了充分激励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思想实质。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用前进的、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学习领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图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四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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